我又迷路了。本来已经上了我熟悉的国道，再直着向前开，开到一个加油站后面向右转，然后再沿着那条路转来转去，转到一个深山老林里就是我的“家”了。我把家字打上引号，是为了让文字更贴近事实，不带引号的家，不仅让别人产生误会，连我自己都觉得在欺骗自己：那个深山老林里的豪华别墅真的是我的家吗？
问题就出在那条国道上，还没开到有加油站的路口，国道就被堵上了——国道下面修了地铁，原来路面上的电车铁轨变成了障碍，德国政府决定开始这艰难而漫长的拆轨工程。德国人不能容忍任何没有功能的东西，更何况这东西不仅没有积极功能，还有消极功能——对路面上行驶的汽车来说，那些无用的铁轨太碍事了。我很佩服德国政府不怕麻烦的精神，只是他们实在是不该在今天堵路——招瓦泥的妈妈又从意大利赶来看他，我回家晚了，肯定又要引起他的暴怒。
大路被堵了，有一条被临时支起的“吴来同”牌子指引行人经过的小路通向自己的目的地，“吴来同”是德语译音，意为绕行道，因为发音酷似汉语人名，被德国人戏称为中国的交通部部长，我就是在这个交通部部长的指引之下迷路的——本来刚开始还不时地能看见站在路边的“吴来同”，走着走着就不见了，我知道坏了，按德国人的脾气，如果我还在正确的道路上的话，这个吴来同就会一直伴随着我，直到绕道结束。现在这家伙不见了，说明我迷路了！
后座上的女儿已经在我的颠簸之下熟睡，我忽然间不再恐慌了——不就是招瓦泥的暴怒吗？我们生活在德国，不是在意大利，他还敢动手打我不成！我知道在德国每个城市都有“女人之家”，是专门给遭到家庭暴力的女人提供的安身之地，有时候真希望招瓦泥能动手打我，那样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受到法律保护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拥有博士头衔的读书人，有上百种折磨人的方法，打人却不在其中。
没有吴来同指引的路越来越幽静，秋天是德国最美丽的时候，尤其走在这样的小路上，饱满的红色黄色橙色紫色象儿童画出来的画——受过训练的成人都不好意思这么夸张地使用原色。我把车窗打开一半，让秋风任性地吹在脸上，渐渐地放慢车速，最后终于停下来，给招瓦泥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迷路了。果然如我所料，他在电话另一端咆哮起来：不是给你买导航仪了吗，出门时为什么不带上，你不知道自己是个白痴吗？没等他讲出更难听的话，我就把电话挂了，然后关了手机，知道他会气急败坏地不断打来。让他气急败坏吧，女儿在我的车里熟睡。只要有女儿在我身边，我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
陷在婚姻的漩涡中不能自拔的我越来越宿命，任何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和不经意出现的现象都有可能成为给我带来某种暗示的信号。那条长达几公里的电车轨道让我想起自己那令人窒息的婚姻，于是我在德国人的拆轨工程和自己的离婚工程之间找到了象征意义上的关联——我具备德国人这种长痛不如短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排除障碍的气魄吗？
天色渐黑，我给好友兰兰打了个电话。刚从她家出来又打电话给她，使接到电话的她语气里有些担忧。我告诉她我迷路了，让她帮我查看地图——找到去她家的路，我今天不想回到那个深山老林里的别墅去了。
自从我终于鼓足勇气向兰兰坦白了自己的婚姻内幕，我就象一下子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多年的伪装憋得我快爆炸了，在崩溃之前，我决定不再扮演养尊处优的富婆了——什么富婆，我可以带几千欧元的手表却不能随时给自己煮一碗水饺，因为手表是他决定买的，我自己却没有任何决定权，哪怕只是一碗水饺。我所有供自己支配的零花钱都是骗来的，当年因为一篇不实的报道能和领导闹翻的我，现在成了一个整天撒谎的骗子。我讨厌无休无止的争吵，暂时避免争吵的唯一办法就是欺骗，骗局露馅了以后再开始下一轮的争吵，至少可以推迟一下时间让自己先安静片刻。招瓦泥能举出一百个我是个骗子的实例，但他从来都拒绝自省一下，我为什么要欺骗他。
在兰兰的电话指点下，我又回到了几个小时前才离开的地方。
兰兰一看见我们母女就开始准备晚饭，兰公知道我们又要彻夜长谈，主动把自己的被子搬进书房，腾出卧室给两个女人——我鼻子一酸，想起自己“家”里那三间空下来却不能随便邀请客人入住的“客房”。兰公拿欧共体的奖学金在德国攻读物理博士，兰兰是某社科院的研究员，专门研究家庭伦理问题。夫妻两人和九岁的儿子一起住在六十平米的公寓里，虽然有点挤，但挤得很温馨，温馨得让我每次都止不住地顾影自怜。如果当初能和鸿林团聚，也许现在的自己也是正在享受这种逼人的温馨吧？对鸿林的思念成了我心头一块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疤。
也许和兰兰的职业性质有关，我在她面前没有隐私。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躺在兰兰身边，我反复重复着这句话。
“没有人会为你做决定，”兰兰说，“在我们家多呆几天，静下心来好好想明白了再说。”
在我努力静下心来的时候，兰兰以平和的口气给招瓦泥打了个电话。
兰兰总说，性格决定命运，我回想自己走过的路，不情愿又不得不承认自己是这个定论的一个实际论据。
当时正在北京苦拼托福考试争取去美国和鸿林团聚的我，莫名其妙地在一个月内巧遇了这个意大利人三次。前两次都只收了他的名片没有回敬，第三次是在一个类似公务的场合下，出于礼貌，我回敬了他一张名片。他接过我的名片前前后后看个仔细，我也飞快地在他的名片上扫了一眼：哇，看不出来，还是个化学博士呢，和鸿林同行，在北京经营一家私人公司。我极相信缘分，况且多个朋友多条路，就友好地向他表达出交往的意愿，不料这个友好的表示给我带来了无穷的后患。
他当天下午就出现在我工作地的大门口。我工作的地方戒备森严，大门口永远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站岗放哨。招瓦泥一身白色西装，手里捧着一束红玫瑰，像个二婚的新郎官——说他二婚，是因为他看上去怎么也有四十岁了。个头不高，但还算挺拔。我和两个同事走在一起，远远地就看见了那个雪白的新郎官。还没等我解释清楚，就看见他摇着手里的玫瑰，热情得像个老朋友。两个女同事相视一笑，一起对我说：别解释了，我们理解。然后她们俩一溜烟地跑掉。
我对这个意大利人有点不满，事先也不打声招呼，还穿得这么显眼，拿着束含义暧昧的花跑到我的单位里，叫我怎么向同事解释？但看在他是个外国人的份上就不计较了，从未走出过国门的我对外国人极为宽容——也许在他们的国家里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吧？
招瓦泥看见我，眉飞色舞——再也没有比这个词更适合形容他的了。两条浓密的黑眉上下跳动，深陷在眼眶里的双目变化得比嘴巴里的词汇还快。他邀请我去新建好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吃西餐，而且位子都预定好了。我心里暗自嘀咕： 这外国人也太独断了吧，还不知道我是否应邀就预定位子，我要是不去呢？再说也不先问问我爱不爱吃西餐。
吃西餐的疑虑很快就被餐厅里的优雅气氛冲淡——如此优美的钢琴声，就当是来听音乐的也值了。招瓦泥象所有的绅士一样，为女人开门脱外衣搬椅子，只是他做得更麻利更自然，另我产生了几许好感。
前餐结束，招瓦泥走到弹钢琴的女士面前，嘀咕了几句以后，和女士换了位置——他摆出极专业的姿势开始弹琴，是一个我不熟悉的曲子，但旋律很优美，听得出来他受过良好的训练。
“这首曲子是献给你的。”招瓦泥回到座位时对我说。
“你知道我有男朋友吗？”我没头没脑地接了这么一句，然后就有点后悔自己的小气。
“我知道的，你在看我名片时就告诉过我，你男朋友和我是同行。”招瓦泥笑着说，显得比我大气得多。我想问他对我有什么目的，但终于没问出来，也不能太小家子气了。
饭后，招瓦泥开车把我送回我的公寓，客气地告别，没有下一次的约会。
说实话，我开始对这个会弹琴的化学博士产生好感，好感的原因是他没有提出下一次约会。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都没有招瓦泥的消息，鸿林打电话给我时，我把这个没有什么暧昧的故事用有点暧昧的口气讲给他听，鸿林的反响很淡：意大利男人都那样。“千万不要以为他对你有什么想法啊！”鸿林撂电话前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了这句话。他的这句玩笑无疑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在他眼里就是一个自作多情的傻姑娘吗？
事实证明，我的自作多情不是毫无根据。两个星期之后，招瓦泥又出现在我们单位的门口。
招瓦泥把新郎官的着装换成了便服，手里仍然是一束玫瑰。
“我前两个星期去出差了，刚刚回来。”招瓦泥向我解释。
“你不用向我解释，还有，下次来找我，希望你能提前打声招呼。”我语气有些冷淡。
招瓦泥的节目大同小异，只是整个晚上的花销比上次还大。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如此，招瓦泥仍旧不打招呼就来接我，我有点喘不过气了。
鸿林一个星期打来一次电话，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我开始变本加厉地描绘招瓦泥的殷勤。鸿林像听故事一样饶有兴趣，偶尔加一点调侃式的评语，我意识到了，也许是因为我的叙事风格太戏剧化，他根本不相信我的故事。他的不相信深深刺痛了我：是他认为自己在我的眼里太有魅力，还是我在他眼里太没有魅力，他怎么那么肯定我的故事是为了博得他的重视而杜撰出来的呢？
为了把我的故事继续讲下去，也为了看看鸿林的底线到底在哪儿，我开始心安理得地接受招瓦泥的邀请。我的同事们开始议论：小方不想去美国了，改去意大利。
圣诞节前的某一天，招瓦泥请我帮忙选一件首饰“送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我不想自作多情，在他走到钻石戒指的柜台前仍然拒绝承认我已经意识到了什么。我选了一玫不是最贵、但是最漂的，招瓦泥取出戒指，拉起我的右手说：“那个女人就是你。”
我大惊失色，落荒而逃。
“我是有男朋友的人。”我仍然坚持说。
“我知道。”招瓦泥还是这样模棱两可地回答，让人不知道他是进还是退。
我把招瓦泥送我戒指的事原封不动地向鸿林做了汇报。
“你和他有床第之恩吗？”鸿林嬉皮笑脸。
“当然没有。”我回答。
“亲爱的，这个情节不符合正常人的逻辑，现代的人不可能在没有床第之恩的情况下就送钻戒。”鸿林笑过以后又严肃起来，“和你说正经的，我一拿到绿卡就回国和你结婚，别胡思乱想了，好吗？”
我痛恨得咬牙切齿。其实，当初在鸿林出国之前，我如果能放下自尊心，抹几滴眼泪，就能把结婚证先领了，也不至于象现在这样咬着牙考托福。托福成绩虽然越来越好，但我还是有了两次拒签的记录。鸿林显然开始对我不再抱有希望，回过头来还得通过结婚来英雄救美。
我一再说服自己不要为了那点可笑的自尊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错误的决定，但鬼使神差地，我竟然接受了招瓦泥的戒指，并且把它带在右手的无名指上。我的同事们大呼小叫地要求请客，我对此事不置可否，虚荣，贪财，还是恶意的报复？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想干什么。
“亲爱的，我接受招瓦泥的钻戒了。”我在电话上对鸿林说，可惜那时还没有视频，不能让他眼见为实。
“那好哇，把戒指卖了，你来美国的机票钱我都省了。”鸿林越来越觉得我编造的故事好笑。我的容忍终于达到了极限。
我和招瓦泥的事越来越弄假成真，招瓦泥对我“有男朋友”的推词抱的态度和鸿林惊人地相似：一笑了之。
我终于弄明白了：这两个男人都认为自己独具慧眼，都不相信除自己以外还会有另外一个优秀男人对我这个并不沉鱼落雁的女人一往情深。虚荣心使我成了脚踏两只船的坏女人。
和我有了“床第之恩”的招瓦泥开始逐渐暴露出大男子主义的原型。他为我买了当时只有商人才使用的手机，方便了对我一举一动的监视。脚踏两只船的好事没坚持多久就变成了被人独裁垄断——他不允许我和鸿林之间的任何电话书信往来。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和鸿林认真地道声“再见”，就不明不白地成了招瓦泥的“未婚妻”——其实不是不明不白，有钻戒一只为证。
招瓦泥曾经有过三次婚姻，并且和三个前妻各有一个女儿，最大的已经十六岁。我隐隐约约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有点象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故事，如果成为他的第四任妻子，是否也暗示了我会变成疯女的命运？
招瓦泥先是干涉我的人际交往，后来又干涉我的生活习惯——不许吃中餐，不许穿中国品牌的衣服，不许留齐眉刘海，甚至不许讲从“走遍美国”里面学来的英语。
就在我大吵大闹要结束和他的关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简直不可思议。我们一直采取措施，怎么会怀孕呢？我坚信是招瓦泥从中做了手脚。这个比我大十六岁的男人，不惜一切手段让我成为对他言听计从的奴隶。
与其说是恨他，我更恨的是自己，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是我先有了缝，才招来了苍蝇。
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带着三个月的身孕，我和招瓦泥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婚礼。三个月以后我们来到德国定居——招瓦泥在德国一家赫赫有名的化工厂找到一个地区总经理的职位。
他说离开中国是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孩子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孩子是个女儿。
但在德国定居的时候我却丝毫也没找到他为我着想的迹象，他不顾我的反对，在深山老林里买了房子，近万平米的土地面积，有一半以上是政府规定的自然保护区，交着土地税，却不能动一草一木——我成了森林义务管理员。
女儿出生以后，我和招瓦泥一起去他意大利的家乡探亲。终于见到了被他吹成仙女的妈妈，其实是一个走路跛脚的胖女人，据说那只跛了的脚是他爸爸失手打伤的——在他们家的岛上，男人打女人不是失手，只有打伤了才算失手。那个爱打女人的男人那时已经变成个快走不动路的老头，看见我，依然不忘打情骂俏。招瓦泥的妈妈十六岁就生了第一个女儿，十八岁生了儿子，二十岁生了第二个儿子，也就是招瓦泥，二十四岁生了第四个女儿。如果不是一场车祸，她的孩子可能还会一直生下去，那场车祸导致她比她的邻居女人们少生了四、五个孩子——我亲眼看见他们的邻居家庭团聚，来了一个连的儿孙。
招瓦泥的妈妈从知道我又生了个女儿那天起就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亲眼看见了自己的孙女时也没显示出多大的兴奋。我用我有限的意大利语还是弄明白了她和招瓦泥说“以后再努力”之类的话。天哪，这都是什么时代了，世界上还有如此愚昧落后的地方？我忽然间明白了招瓦泥近乎强迫症的大男子主义不是一日之寒的薄冰，而是三尺之厚的积累。
从意大利回来后不久，就传来招瓦泥爸爸去世的消息。从此以后，我们本来就不安宁的婚姻又多了一个一点就着的导火线——他那动辄就来看儿子的妈。
意大利的女人只有成了男人的妈才算实现了做女人的价值，而我因为对这桩婚姻前途未卜而一直在偷吃避孕药。不幸的婚姻导致我对鸿林的无限思念，和鸿林那没有画圆的句号就像是阿Q最后的圈儿，成了我心中永远的伤痛和遗憾。
在呆在兰兰家的日子里，我把恨自己和恨别人的往事统统翻出来一点一点地咀嚼着。
当我再次开上通往招瓦泥深山老林国道的时候，那条象征着我婚姻的国道已经修复完毕，平整而崭新的路面看起来有点像电脑的三维制图，显得不太真实——我对这条坑坑洼洼、布满障碍的国道实在太熟悉了，熟悉得让我对发生剧变的它产生一种虚幻而不真实的感觉。汽车跑在没有障碍的路面上感觉无限顺畅，那种顺畅的感觉通过踩着油门的脚一直通往我的胸口。我长长地舒了口气，一团积郁心头多年的霉气随着这口气从我的身体中排放出去——为什么不离婚，不就是一个规模巨大耗时耗力的拆轨工程吗？不离婚，汽车将永远颠簸在有名无实的电车轨道上，离了，总有一天一切都会以崭新的面孔从新出现。
德意志精神，die deutsche Seele,当我的脑海中再次出现这个词汇的时候，深山老林里的那个豪华别墅已经出现在眼前，要离婚的决定也就在这一瞬间由液体变成了固体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