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经常看样板戏，翻来复去地看，看来看去，看出个问题来：为什么每出戏里都有女的？“沙家浜”里有阿庆嫂，“海港”里有方海珍，“龙江颂”里有江水英，“杜鹃山”里有柯湘。我明白，这些戏里少不得女人，因为她们对男人负有教化的责任。可是，在那些满台男人张牙舞爪的戏里，也要点缀上一个女人，又是为什么呢？例如“智取威虎”里的小常宝，她的戏只是唱一曲“八年前……”；“奇袭白虎团”里的崔大嫂，其作用只是带一下路。我当时想，如果把这两个女的换成男的，戏还不是能照样演下去吗？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那个时候，在我的世界里——我是说，我的玩耍世界里——没有女的。没有女的，我们不是玩得也很开心吗？要女的干什么？所以，“为什么每出戏里都有女的”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向人请教过。我性格内向，最怕听人说：这孩子，真笨！所以只能自个儿揣摩，揣摩了十几年，终于有一天——大约是上大学的时候，豁然开朗：世上有的，文学里就得有；没有女人，便没有文学，也就没有戏。
现在的孩子，不会再有我那样的问题了。现在的文学或影视作品里，不但总是有女人，漂亮的女人，而且还有性，大量的性，无孔不入的性。但性这东西，和人的文明程度成反比，或者说螺旋式上升。史前人住的岩洞里，性器官是壁画的主要题材，后来人发明了衣服，性器官被遮盖的同时，人对性事也羞于启齿了。
西方文艺复兴以后，性器官重新又回到了艺术家的视野，但公众接受起来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有一年我去巴黎，在DORSAY博物馆看见一幅油画，题目是“生命之源”，画着一个阴户，两尺见方，纤毫毕现，咄咄逼人。是个鼎鼎有名的大画家画的，现在忘了他姓甚名谁。真是不好意思，许多人在那幅画前走过，但很少人驻足。一到画前，男人顾左右而言他，女人赶忙掉过脸去，仿佛那上面画的不是生命之源，而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妖怪。我相信，这幅画如果被收藏在私人密室里，肯定不会受此待遇。
我上大学时，班长的英文很好，他对我说，他看小说，不管中文外文，也无论厚薄，拿在手里，只消一翻就能翻到有性描写的段落，仿佛有特异功能。我那时假道学，嘴上不置可否，心里却极感欣慰——原来我没病，有人跟我一样，而且还是党员！后来出了国，能看到性杂志、性电影。再后来，还能在网上看到性写真。看来看去，看出了些门道：虽然性媒体如洪水猛兽，铺天盖地，但真正写得好的、让人过目不忘的，可谓凤毛麟角，远远少于耐人寻味的正经小说。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性太难写了，难到连“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王朔都不敢碰。据说“花花公子”杂志上的色情文章都是重金聘请世界顶尖级作家写的。这些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性不仅难写，而且什么叫写得好，都没法定义。因为要想定义“好”，必须先弄清为什么要写性。这是写性的首要问题。对此，每个人的答案都会有所不同。狡黠的人如王小波，会说性在那儿；高尚的人如李银河，会说性即人性；美女作家会说性就是美；小报的老板会说性就是钱。这些目的，在我看来都同等重要，一样光明，不分档次高低，无须厚此薄彼。
为这么多不同的目的去写性，结果自然大相径庭，好坏便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比如为了赚钱而写性，就无关道德宏旨，只是技术问题。然而也不能小看了这个“只是”，要写到让那等多情男种读了欲火攻心，恨不得马上打手枪或者招妓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的人见得多了，不是光靠写活塞运动就能拉住人眼球的。小报和网上有成千上万这类故事，可大都文笔低劣，不堪卒读。
为了文学而写性，除了技术问题，还有道德问题。曾读过一篇网文，作者写道：“记得大学时有一SB教授跟我们大侃《废都》，大言不惭的说，‘如果一篇小说中没有一个接吻的表述，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文学，所以贾平凹我是不喜欢的！’”（《性与文学》，会飞的猪）。有这样的教授坐镇文学权威交椅，一些作者写起性来不免躲躲闪闪，对性心理的刻画便很不到位。例如《寻找浪漫》里有下面一段描写：
“他冲了个澡也爬上床，‘你今天这么早上床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啊？’‘你别臭美！’陈欣脸有点红。‘别不好意思啦，老婆大人。本官这里已是箭在弦上，伺机待发了。’郑子榕知道陈欣这么说就是默认了，一把夺过她的书扔到地上，整个身体压过去，捉住了陈欣湿润的嘴唇，顺手拉灭了床头的台灯……
这两人是四十大几奔五十的夫妻。结婚十几年了，按“一个星期一次还嫌不够”来统计，性交次数大于1000。千锤百炼，怎么还会脸红？还“别不好意思”？这也不能怪《寻找浪漫》的作者，历史上那些古典文学戏班头对性描写大都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竭力回避。实在绕不过去时，就作语焉不详状。比如托尔斯泰，他这样描写安娜·卡列尼娜失身于弗龙斯基时的情景：
“于是好像谋杀犯狂暴地、又似热情地扑到尸体上去：拖着它，把它砍断一样，他（弗龙斯基）在她（安娜·卡列尼娜）的脸上和肩膊上印满了亲吻。她握住他的手，没有动一动。是的，这些接吻——这就是用那羞耻换来的东西。是的，还有一只手，那将永远属于我了……我的同谋者的手。她举起那只手，吻着它。他跪下去，竭力想看她的脸；但是她把脸遮掩起来，没有说一句话。”
只有隐讳的暗示，无一字涉及性。须等几页后看到安娜·卡列尼娜怀孕了，读者方才领会到戏班头在几页之前那段文字里所隐藏的深意。其实，在安娜·卡列尼娜“把脸遮掩起来，没有说一句话”时，她是弗龙斯基的心中乃至读者心中一个完美的女人。如果接下来写一段适当的性描写，是不是有助于把安娜·卡列尼娜的柔美推到更高的层次？从而更加彰显其人格悲剧？床第是个禁区，人性的美和丑止于床沿。这就是戏班头们遵循的原则。相比之下，池莉在《来来往往》对“第一次”就写得很潇洒，因而也出色得多：
“就在这年的冬天里，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段莉娜因为她的父母去了外地而特意把康伟业叫来陪伴她。晚饭后，下雪了，是那种可爱的私语般悄悄而又绵密的大雪。他们在暖气洋洋的房间里隔着窗玻璃看雪，聊一些关于雪的闲话。段莉娜不住地嚷热。她双颊彤红，两眼粼粼闪光，一会儿脱一件外套，一会儿脱一件毛衣，后来脱得只剩下一件贴身的粉红色球衣，她处女之身那温热诱人的神秘气息一阵又一阵地扑向康伟业。康伟业不禁浑身发热，冲动难耐，望着段莉娜错不开眼珠。两人一番挑逗，一番推就，半真半假，试试探探，竟然慌里慌张，拉拉扯扯地把男女之事做了。事毕，段莉娜仿佛突然醒悟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她羞得把脸久久地埋在枕头上，呜呜地痛哭。康伟业的感觉糟糕得一塌糊涂。他想他可能做下了一件巨大的后果不堪设想的愚蠢事情。他想：该哭的应该是我。”
“第一次”以后，该哭的应该是男人——那个时代的男人！这是多么精当的心理描述！而且出自一个女作家之手！
时下的评论家们对于性描写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性描写要自然，不要有挑逗性。例如何多写道：“王小波笔下的性极其自然、干净，充满健康的人性；他笔下的性没有丝毫的挑逗与煽情；他笔下的性，摆脱了低级趣味，还性以自然生命力的本来面目。”让我们来看一看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是怎样写的：
“陈清扬说，我居然在她面前亮出了丑恶的男性生殖器，丝毫不感到惭愧。那玩艺也不感到惭愧，直挺挺地从她两腿之间插了进来。因为女孩子身上有这么个口子，男人就要使用她，这简直没有道理。我伸手去触她的乳头，直到她脸上泛起红晕，乳房坚挺。忽然她从迷梦里醒来，羞得满脸通红。于是她紧紧地抱住我。陈清扬的呻吟就像泛滥的洪水，在屋里蔓延。我为此所惊，伏下身不动。可是她说，快，混蛋，还拧我的腿。等我‘快’了以后，阵阵震颤就像从地心传来。忽然之间我从头顶到尾骨一齐收紧，开始极其猛烈的射精。”
几年前德国一家侨报曾有个最受侨胞热读的“中餐馆激情故事专栏”，我在瑞士苏黎世国家图书馆查阅到其中一期的一段自然主义描写：
“老板迫不及待地把我推倒在床上，急呼呼地插进我的阴道，坚挺的阴茎被我的蜜穴紧紧地、暖暖地裹住。老板疯狂地抽送，尽情地玩弄着我的肉体，采用九浅一深的方法强棒出击，每当用力一插的时候，我就浪叫一声，我的乳房也随着他的律动而起舞。他抽送的同时伸手玩弄着我的奶子。我两手紧紧地抓住床单，欢快地呻吟，浪叫声极度地刺激了他的神经和阴茎。更猛烈的炮击使我俩腾云驾雾，同时登上快乐的巅峰。他发抖地在我体内尽情地射出了一股股又浓又烫的精液。”
这两段文字所描述的都是同一件事情：性交。过程也类似：插进，抽送，摸乳房，呻吟，猛烈的射精。两段文字有什么不同？说老实话，我看不出来多少。我能看到的，就是在王小波的描写里，“阴茎”为“男性生殖器”和“那玩艺”所取代，“阴道”为“口子”所取代。本质上就这么点儿区别。但是王小波写了，就是“极其自然、干净，充满健康的人性；没有丝毫的挑逗与煽情；摆脱了低级趣味，还性以自然生命力的本来面目”，而到了侨报作者笔下，就误读成了色情。据说，因为部分严肃读者的抗议，报纸被迫取消中餐馆激情专栏，停止了德国中餐馆员工的那点儿精神享受，那点儿可怜的快乐。难道性描写自然与不自然之区别、干净与不干净之分野，就是用不用阴茎、阴道等生殖器官的解剖学名词吗？
鲁尔区有个朋友曾跟我说，他家那位黄脸婆看了我借给他俩的《黄金时代》后，当晚就要他效仿，而且自始至终兴致饱满，情绪高昂。他说，这是很久以来没有的事情了，我要谢谢你，老江。如果王小波笔下的性没有丝毫的挑逗与煽情，怎么会有这样的高质量效果？写性而无挑逗性是不可能的，即使像《寻找浪漫》里的感叹号“……”也具有不言而喻的挑逗性。
文革时公安局的布告应该绝对没有挑逗的意思吧？可是，人们仍然能从中挖掘出性来，津津有味地欣赏。我下乡插队时亲眼看见有个插友，拿着《赤脚医生手册》在被窝里打手枪取乐。这还不算什么，那时有些青少年还因为性压抑，读了《赤脚医生手册》而犯流氓罪、强奸罪。
可见，写不写性，如何写，取决于作者。而有没有挑逗性，则取决于读者，是不依赖于作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写性就是写性，无所谓自然不自然，干净不干净，关键是看你写得好不好，是不是独到。有志于小说创作的人，不可不注意把性描写当作一项基本功来练习，正如练习风景素描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