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儿也不蒙人，我小时候真的有过一个外号叫“活日历”。那时候，我们住在位于北京西郊万寿寺的农业部幼儿园。上到幼儿园的主任，下到食堂的老师傅、大中小班的阿姨，还有跟我差不多年龄和比我年纪大些的大朋友们，不管男女老少，一律都这么叫我。
现在让我使劲回忆，别说根本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就连自己都不相信那曾经会是真的。可是，的确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大概有那么几年吧，在我上小学前后，按照日历推算的话，就是1962-1963年左右，小小的一个顽童，不懂世事，却像有一本厚厚的日历一页一页都死死地长在身体里似的，不管是谁，不管什么时候问我“几月几号是礼拜几”，我都能不假思索地顺嘴说出一个从一到七的准准的数字来。而且，答案绝对经得起验证，百分之百的正确。
起先，是有人真的想知道几月几号是礼拜几，又懒得去翻日历，干脆就顺便抓住身边跑来跑去的我，反正一问一个准儿。后来，则成了一种出于好奇、为了测验而测验的游戏，手里拿着日历来考我，看我到底什么时候会说走了嘴。结果呢，我这边儿越说越对，那边儿就越能激发提问者的兴趣，就像坚决不信这个邪似的，使得这个游戏总也没有玩儿完的时候。“活日历”的绰号，也让大家叫得更顺了。
再后来，就像它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那样，消失得也同样无声无息。现在你再来问我，别说脑子里一无所有，就是让我翻着手上的日历，还老眼昏花地看不清呢。
多少年过后的今天，我表嫂从美国来，说起当年这段旧情，还冲着我直发感慨：“你就是生不逢时啊。这就叫特异功能，要是现在，凭着它你就能又上电视又上报纸，肯定出尽风头。”
妈妈给了我一个彩色的世界
妈妈说我很小的时候，玩儿的东西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摆鞋。一个小人儿，安安静静的，不多说不多动，能把家里人不穿的鞋，大大小小，在屋里的地上一双一双都摆得整整齐齐。就这么着，能精神集中地摆弄大半天。可见我打小儿就懂得怎么自己消磨时间，是个不难带的孩子。
后来，我的兴趣不知怎么地从摆鞋转移到了拆日历、摆日历上，能把那一张张小纸片摆得满床都是。妈妈呢，也就知道了每次过年该给我买什么“玩具”。别人家过新年，买一本日历挂在墙上，一天撕一张地过日子。而我们家则不同，只要新日历一上市，妈妈就能大小不等地买回好几本来，专门让我拆着玩儿！
真不知道那时都是按照什么办法来分门别类的了，至今还有强烈记忆的，第一当然是每每期盼着、到后来真的得到这些“玩具”时的那股痒痒、激动的心情，再有就是拆日历时，那一页一页之间散发出来的浓浓墨香！这么多年了，它好像一直还在我鼻子底下粘着，只要一想起来，就跟芥末似的直往脑门儿上冲。……把厚厚的日历拆散后，肯定就是按月份、按星期地往床上摆了，同时，肯定是把这些信息无意识地输进了大脑，不知都悄悄地储存到了什么地方，日后碰到别人提问，就像点了什么键似的，数据就自然而然地被调出来了。我那“活日历”的本事，一准是得益于这种由眼到心、反反复复的练习。
到了青春年少，学着把话一行一行分着说的时候，我还真把儿时的这段经历记了下来，写了一首诗，就叫《妈妈给了我一个彩色的世界》。在我出国之后了，这小诗不知道让哪位热心人看上，又是配乐又是朗诵的，有童声版还有成人版，统统放到了网上。只要用鼠标一点就能出声儿，悠悠地满屋子飘。要不是有朋友告诉我，我自己都不知道有这种回忆童年的办法。时不时地我也去点一下，让自己听，脸红心跳的，让那酸酸的曲调弄得很不好意思，但它总算是重现了我当时的那份天真，心里头还是忍不住有一阵一阵的感动。
“让你妈妈听过吗？”这一问不要紧：她至今还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呢！她没有电脑，更不会上网，我也没想过拉着她去哪儿听听这一段儿。可能也是因为我有一种固执的坚信，觉得她不会喜欢这种所谓诗情画意、无病呻吟做作的矫情，还是让我们老老实实地停留在那段平平常常的往事里吧。
撕日历的手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活日历”没能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肯定跟下面的这件事情有关。
因为整个幼儿园上下都知道我迷日历的嗜好，所以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给了我一个“特权”：我可以在每天傍晚串着前后院所有大中小班的活动室和寝室去撕过了时的日历！这对我来说可真是非同一般的优待。这样，除了家里那些拆散了的纸片，我每天都还能有一大摞额外的收获！平日，总要等到小朋友们上床之前，才能前门进、后门出地去敛那些属于我的幸福。最激动的就是每个礼拜六的下午，小朋友们要坐班车回家，我就能早早地去摘甜蜜的果实了。
我们的邻居孙家，有个大我几岁的女儿叫阿兰，是跟我挺要好的玩伴儿。她当然知道我的爱好，还有我在幼儿园独享的特权，在有一搭无一搭地陪着我来来回回鼓捣日历的时候，总能觉出她的一种深深的羡慕。
突然有一段时间，当我去活动室撕日历的时候，总是奇怪地发现：有人在我之前已经撕走了！进门时那怦怦的心跳，一下都死死地堵到了嗓子眼儿，不知道该怎么打发。不说是撕心裂肺的痛苦吧，那个瞬间的难过，真的是难以形容。
直到有一天，就在我走进一间寝室的前门时，看见阿兰匆匆跑出后门的背影！什么都明白了：原来是她，表面上的好朋友，一直在偷偷地嫉妒着我，虽然那些小小的纸片对她毫无用处，不会带给她丝毫的乐趣，但是，看来她的乐趣，恰恰就是看着我怎么难受！我忽然间觉得周围的世界不那么美好了，一股说不出的委屈变成了悄悄流进心里的泪水。直到今天，什么都早就烟消云散了的今天，阿兰那个一晃而过的背影，一直都是我眼前抹不去的恶梦……估计也就是从那会儿开始，这个恶梦就慢慢吞掉了我对日历的感情。
……写到这儿，忽然不着四六地想到了妈妈的生日是12月26日，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日子的，还有一段小故事呢。妈妈出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山西小县城，对自己的生日，只能隐隐约约说出是阴历的几月初几。后来还是靠了家里一本泛黄了的《万年历》，爸爸才戴着老花镜特认真地慢慢推算出这个相应的阳历日子。至于它是不是完全正确，也没人追究过。早先在国内时，人们都在这一天给毛泽东过寿，后来听说西方人在这一天过圣诞，所以，妈妈觉得自己里外里总能跟着沾光，生日过得也就挺踏实。我想说的是，再有什么特异功能，面对这么复杂、纠缠着中外政治、历史和宗教的难题，再聪明的“活日历”恐怕也不好使。
